在聽演講的過程中，越發覺得社區工作或者組織動員工作著實不易。也更加確認保持頭腦一部份的清明，對案主、對自己都有益。
在今天演講中，講者談到組織動員結果，機構目標與案主群目標的落差，主要是因為組織工作上的失敗。但是我以為對老礦工而言，拿到補償金即已達到目的。那麼其實對機構而言，或許這也可以是階段性任務的完成，如果眼光只注視在失敗的話，其實對組織者而言滿傷的。至於達到制度性改革的這一部份，或許未來可以再發展也不一定。
對於不識字、只求生活安穩的礦工（個案）而言，往高層次、抽象層次的制度性改革或許不是不可能，只是要怎麼做？在實務的經驗中，亦發覺與教育程度不高的案主工作時，光從機構介紹開始就需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解釋，說明之後他們還不一定能說的清楚。但是這樣繁瑣、緊密、貼近的工作，又常常是建立彼此關係、信任的開始。要這麼做的話，就必須花很多多時間，這就可能是人力較少的機構的限制；若機構設定的目標是比較小而美，會不會比較好做呢？
我想不管是對人、對團體、對組織傳達觀念、價值觀等抽象層次的概念並形成力量本來就不容易。但是要讓一個「只要求生活安穩」、「拿到賠償金就好」的案主，進而覺得「我對社會是有貢獻的」、「國家應該重視、肯定、保障我們」直到「我是值得的」、「我有權力要求」，那麼empower案主就非常重要，也就是說動員的主體性仍舊是案主本身，他們的力量也才會出來，組織者也才不為覺得無力吧！
有關組織者在底層的運作，讓我想起＜永不妥協＞這部電影。朱利亞羅伯芝飾演法律事務所的員工，她在片中為了表明自己投入工作之深，她可以不看檔案而一一說出個案的姓名、電話及身份ID，這樣的熱情和能力，真是讓我佩服且望塵莫及。電影或許誇張，可這讓我連想到公與私、專業界線等議題。我以為中間的這一條線其實可以越過，若沒有沒有越過，可能工作者就沒有辦法和案主再在同一立場、同一處境，工作者的同理可能就不夠貼近案主。只是組織者需察覺是否已越過？為何越過？越過之後的後果，自己是否能夠承擔？
除此之外，演講中我感覺到進行社區工作或者組織動員時，二分法或者人我之分的概念，常會在人與人之間產生一些正向或負向的作用，組織者若沒有看清楚這個部分，人我之分很容易將組織者帶往負面部分，而使得原本可能成為資源的人、事、物變成了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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