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與倡導】閱讀摘要（三）
洪鎌德著（2004）當代主義 第九章 生態主義，揚智出版。
人類自啟蒙運動以來，西方人本主義、人道思想得到最大的鼓舞與發揮，人的價值獲得空前的承認，加上政治革命把民主制度推廣到世界各地。是故人的尊嚴、人權、與民主制度交互影響，一個以為人中心的宇宙觀於是誕生。但是經歷兩次大戰，精緻與殺傷力極大武器的大量使用，使人類頓時陷入滅絕的境地。第二次世界大戰雖告結束，但和平並未降臨，直到1990年共產主義陣營解體，意識型態與經濟制度的對抗才告舒緩，東西緊張關係才解凍。但並未因此而縮短全球南北貧富的差距與對峙。
1960年代能源危機、糧食短缺、環境污染、山林變色之後，西方有識之士才醒悟，人群彼此的對抗、迫害，也是對人文、人本與人道主義的傷害。人類對自然的無理性開發、榨取與濫用，反而不利於人群的存活與營生。所以傳統政治理論者把自然當成舞台，是提供人類演戲之用，這是工具性思維的產品。在這種思維運作的政治理論只著眼於人群社會互動的理由、機制、國家與領導之演變，而無法跨越人為中心的界線，而無視生態的變化、自然的反撲、與人群永續經營之可行性。而解放生態主義、生態政治學便在這樣的情境下產生。
生態政治學其及發展可分為三期：
第一期：參與危機
1960年代因為工業先進國家對環境的破壞引起大家的憂心，於是1970年代各國紛紛設立環保署、制訂環保法，開始以政策和行動來對付危機。1970年首次有「地球日」的宣布，1972年首次召開了聯合國人類環境大會，而環保的危機問題因而獲得舉世注目。
但是初期公家的承認與環境的立法只是把環境問題加以界定與圍堵，當作是工商業活動計畫不周全的結果，而不把它視為戰後贊成經濟成長的共識之後遺症。也就是1960年代環境危機被當成「參與的危機」看待，即衡量環境的好處（例如城市生活舒服便利）與壞處（噪音、空氣、污染、街頭巷尾的雜亂）怎樣來適當的計算與分配的問題。
第二期：存活危機
1970末到1980初卡遜『靜悄悄的春天』一書，視人與自然為生命共同體的意涵才逐漸明顯，隨後羅馬俱樂部也公佈『成長極限』報告及『生態者』雜誌出版之『生存藍圖』，而環保運動才進入第二期，也就是生態危機的時期。這是西方人首次發覺人口的急遽膨脹與大量消耗能源所帶來的嚴重後果。生態危機已不是資源分配與使用不當的危機，而是牽涉到廣大人群能否存活下去的「生死危機」。
在英國，英國人民黨1973年成立，1975年改名為生態黨，1985年再改名為英國綠黨，其政見多取材自『生態學』的建議。在美國麻省理工與羅馬俱樂部於1974年提出報告，強調人對追求能力擴大的限制，以及對經濟科技發展的限制之做法改變，並非出於對別人、對下代的「慈悲」與同情，而是完全為這一代人的「存活」著想。
其中海爾布羅涅在『人類前景的探討』一書中也證明此想法。海氏對人類前景抱持悲觀的態度，他認為人類要放棄奢侈浪費的惡習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做的事把國家範圍縮小到像古希臘人人都能參政、參與決定的「城邦」（polis）。歐佛士也贊成人群組織小規模的面對面的民主社會，是人群追求美好生活的場所。所以此二人皆主張政府干涉人群生活的「干涉主義者」。這樣的以權威國家來解決辦法引來一大堆的非難和批評。非難者認為人們應當檢討的不是以威權主義取代自由民主，而是改變自由民主中以佔有為主的自由主義、大肆擴權的私產制度、幾乎失控的市場經濟、或權力萎縮的有限政府。因此在自由主義中無法找到環境危機解決方法，有心人士便轉向社會主義，甚至社會主義中較為激進的馬克斯主義。
第三期：文化與性格危機
很多批評以生存、存活為最終目標的生態理論學者，轉而把生態政治的辯論從生長的、有形的限制轉到物質進步的意義上來檢討，也就是思考工具理性主宰生活所付出的社會代價與心理代價。1980年代初新的生態政治學家指出新的文化機會可能是解決問題的新策略，也就是他們在對工業主義進行生態批評時發現一股解放的潛力。即賴斯所言，人口與經濟的成長有必要設限，但要知道限制究竟是好是壞，限制有可能把我們重視數量的改變轉成品質的提升，使我們造就一個懂得保留財富與資源的社會。換言之，人類應該培養新的性格與文化，使民胞物與的觀念滿足了人身與星球（地球）、人與物的需要。在這種新的文化之下，環境的危機不但是參與和存活的危機，而是廣義的文化危機。在政治上，解放的生態政治要以批判的態度來檢驗人的需要結構、科技的適當和人的自我形象。所以生態政治學這時期檢討的基本問題是：我們對能源需求到什麼樣的程度？我們對交通與工業需求到什麼樣的程度？是否靠這些科技、貨物、與生活方式，我們能活得更快樂、更有意義嗎？所以生態運動在質問需要的格式與結構以及生活之道為何？解放的生態學注意的焦點不再是傳統的國家及其機制，而是民間社會的重生。這也是1980─1990年代西方生態運動和新社會運動掛勾之緣由。包括女性主義、和平、援助第三世界、發展第三世界諸社會運動的合作。理論的計畫在找出克服資本累積的破壞性之邏輯，也克服消費社會的貪婪性價值，更重要的在打倒各種宰制的體系。所以生態政治學要批判的是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教條的馬克斯主義。
生態主義者對科技雖持審慎態度，但不反對更新與創意，更注意平等關係，這與保守份子抱殘守缺，主張社會有階級層級垂直不等的上下結構完全相反。生態主義者企圖挑戰或改變既有權利關係，不管這種關係是存在於階級、人種、性別、國籍、信仰等等之上。生態主義者把保守主義排除於人類解放事業的伙伴行列之外。
生態主義者對自由主義者最深的批判是，自由主義的理想是依賴人類科技的無限上綱和資源開拓的疆界不斷擴大，然後藉財富的取得與分配，以漏斗式由上而下，讓菁英享受最大最佳的部分，然後中產階級者，最後才讓庶民大眾分最小的一杯羹，這便是自由主義者心目中的分配正義。生態主義者認為一旦科技發展遇到瓶頸，而開拓的疆界與場域碰到盡頭，那麼沒有更充足的資源可供社會不均的分配時，貧富的差距必然擴大，則配當正義與均分的社會之理想豈非遙不可及。
馬克斯理論在理論的層次上（集體決定經濟操作，公平分配社會財富）可以被生態主義者接受，但是馬氏的主張終究是科技至上、不斷地要求膨脹擴充，以人為利益的單獨考量的學說，無異於自由主義。
解放生態學或生態政治學並非像其他主義那樣的頭尾融貫一致，是緊密完整的思想體系，而是許多近似的，有如選擇親近性想法之匯聚。但在這些以人類或其他生命之解放為目標的生態主義者當中，仍舊可以看出截然有別的觀點，也就是分辨了以人為中心，還有以非人（生態環境）為中心的觀點。前者強調提供新的機會讓人類得到解放並營造一個可以存活、可以維持的社會，人群也才能實現夢想。後者雖然也求取人的解放，但解放的觀念擴大到動植物在內，甚至要培養民胞物與的博愛情懷。這也是那依士分辨淺的與深的生態學的原因。
若以政治立場的左、右來區分。第三期生態的發展，是求取解放的階段，絕大多數的生態主義擁護者都向左傾向，右派的生態主義者人數減少，所以用左右兩派加以區分就會失去意義。或有人主張生態主義宜由國家領導，但不少人主張這是民間抗爭運動，也就是新社會運動的一種，是故官方或民間為主題的區分，也無法凸顯生態解放的主旨。
以生態為中心的研究途徑最重要的優先議題是人在自然界當中的地位。這一議題遠比人類社群的政治或哲學之安排還優先、還重要。這也呼應了作者結論，環境及生態問題在未來仍舊會在國內外政治的審議和政治的鬥爭中扮演重大的角色。未來富裕國家的進一步發展與窮困國家的力爭工業化、現代化以及生命科學的突飛猛進會使大地更加遍體鱗傷。這基本上會使綠色的發展提供更大的舞台與角色。綠色人士不難從運動介入的實踐因素中辨明他們奮鬥的目標、尋求解決的對象。改革取向較溫的派綠黨會修正主政者、權勢者之行為，而偏激者、革命者則會繼續編織他們空想的未來。作者表示綠色運動不會放棄對環境政策的督促與批評，也不會放棄對今日文明所採取路徑的照明與修正，但除了一群永遠的批評家之外，綠色人士可否擁有更多建言與行動，還要等候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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