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概論（一）

【社會運動與倡導】閱讀摘要（十二）
何明修著（2005）《社會運動概論》，三民書局。第二章 社會學理論與社會運動

個人、集體行動、社會變遷、現代化（社會）、微觀（日常生活）、理性

第二章主要是處理不同社會理論如何看待社會運動現象，以及他們又是啟發了何種分析圖像。當前政治社會分析的三大傳統亦即是結構、理性、文化，經由這些研究傳統，假定了不同的社會圖像，因此也分別得到了不同的社會運動觀點；不同的取向的社會學理論提出了相異的社會圖像，因此社會運動研究者的爭執往往涉及了典範之間的競爭，而不只是經驗現象的解讀。晚近社會運動研究領域的迅速成長，各種理論典範的交流與綜合成為當前發展的重心之一，故理解社會學理論所可能帶來的貢獻與限制無疑十分必要。

古典社會學理論

對於社會運動研究而言，馬克思最早提供一套理解集體行動的模型，即階級鬥爭說。根據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不同方式的剩餘價值佔有形塑出不同的歷史階段。階級關係是起源於生產工具的不平均分配，經濟資源的壟斷導致了政治上的支配關係。馬克思認為生產力的提升、經濟的危機等種種的社會變遷因素會改變階級關係，使得被統治者有能力發動具有挑戰性的階級運動。

馬克思主要分析的是工人階級運動，他關切資本主義是否有可能透過集體行動而被推翻，帶來一種更平等的生產方式。馬克思指出了階級運動的結構起源，並且明確地指出利益、組織、意識是決定階級運動的基本要素。在晚近的社會運動研究上來看，馬克思的觀點已經具備資源動員論的雛形。

後來馬克思理論發展成強調階級形成的文化面向的「文化馬克思主義」及結合理性選擇傳統的「分析馬克思主義」。文化馬克思的分析重視傳統文化的形塑力量，不同地區的階級運動必然帶有其「民族的─人民的」特色。分析馬克思主義重視個體有意圖的行動，認為所謂的結構只是一種比喻的說法，本身並不具有強制力，只不過限制了若干的行動選項。因此社會變遷的結果應該被視為諸多行動者的共同選擇，以及其互動所產生的非意圖後果。簡而言之，馬克思提供了一套分析階級運動的古典模型。階級意識、意識型態、積極組織、革命等基本概念能夠被擴充使用，進而理解非工人階級的社會運動。

韋伯經常被視為「布爾喬亞的馬克思」，原因在於他並沒有排斥階級分析，反而是將馬克思的分析方法運動在其他領域。對於社會運動研究而言，偉伯社會學的主要貢獻在於國家、科層化、與地位團體的理論。在偉伯的政治分析中，國家官僚具有其自身的利益，他們為了鞏固其自身的特權，經常透過若干的國家政策進行階級鬥爭。繼承偉伯社會的Bendix發現公民權（citizenship）的逐步擴展，是與國家組織成長同時並行的歷史趨勢，共同重新定義了人民與政治權威的關係。將國家建立的歷史過程視為當代政治生活最重要的變遷趨勢。在這個過程中，社會運動的形式也因此產生變化，開始成為向國家當局要求公民權的運動。

從韋伯支配社會學的科層化概念來看階級運動，偉伯駁斥社會主義人士的宣稱表示，資本主義一旦推翻，工人階級不會真正獲利，原因在於社會主義只帶來「官員的專政、而不是工人的專政」。也就是，社會主義者忽略了社會主義運動組織本身也是一種領導者與追隨著的支配關係，他們一旦取得政權，這套支配關係將會更加鞏固而不是消除。

最後偉伯的地位團體在七０年代以後受到很大的批判，但是作者認為現在許多社會運動的產生，都是為了重新定義一套生活方式或是價值觀，因此地位的集體爭奪仍是時常可見的現象。例如中產階級濃厚的社會運動，例如動物保護、禁煙、教育改革等議題，地位的概念仍具有相當的解釋效力。

涂爾幹的宗教社會學中，核心問題是社會團結是如何被維繫，他的解釋即是情緒與儀式。集體情緒是一種社會事實。在公共集會中，共同的興奮、憤怒或憐憫就是一種強而有力的社會潮流，驅使個人聽從其使喚。後期法國大革命的史學研究開始轉向涂爾幹，不再只是將研究焦點鎖定在階級、經濟利益、革命組織等面向，而是重視文化因素、宗教儀式與集體認同，分析這些元素如何架構出集體行動的動力。社會運動者也開始反省以往過渡理性主義的預設，將情緒、儀式與宗教的元素帶入集體行動的研究。無疑地這種「非理性」的轉向從涂爾幹的社會學中得到更多的啟發。

托克維爾通常並不被認為是社會學的創者者，但是他提出一套具有說服力的社會變遷理論，將平等化（leveling）視為現代社會最顯著的特徵。平等化作為一種社會變遷的趨勢展現於各種不同的領域，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演變成為一種強大的歷史潮流，衝擊了傳統社會的等級劃分，民主革命正式起源於這種舊體制與平等化趨勢的矛盾。也就是說不平等導致了所有社會成員之間的心裡怨懟，革命的暴力就在這種不滿的情緒中表現出來。

除了心裡面向的分析，托克維爾也提供了一套革命的政治分析，就長期而言，國家權力的集中化逐步消除了君王與人民之間的中介團體，種下了政治不穩定的因子，一旦人民之上只有國家組織，所有的不滿都可以找到一個共同發洩的對象，即政府也成為了指控對象。托克維爾的分析著重在集體行動的政治機會，他指出統治菁英的內鬥有助於革命的產生。故有人稱托克維爾是「國家與社會運關連性的第一位現代觀察者」，因此國家中心論的預設成為後來政治機會研究者的共同出發點。

現代社會學理論

結構功能論

結構功能論者是將集體行動視為社會秩序的否定，社會運動即是價值與規範的喪失、角色整合的失敗、偏差的人格。換言之，普通的集體行動意味著一種社會的變態，或社會秩序的崩解。結構功能論者主張以下三種命題：一、集體行動是來自於失敗的社會整合。二、集體行動反映了心裡的緊張。三、集體行動是過渡的。結構功能論提供了許多觀念素材，可用來強化集體行為理論的看法。但，無疑地這套觀點帶有保守主義的偏見，社會運動被視為社會不均衡的反映，無法帶來新秩序；它是來自病態的心理狀態，而不是理性思考或價值追求。隨著集體行為論在社會運動研究的沒落，結構功能論在社會學理論界的失勢，大部分學者已經不採信這種解釋方式。興起於七０年代的資源動員論，最大的貢獻即是推翻了結構功能論對於集體行動的解釋。

微觀社會學

微觀社會學所關切的焦點是社會互動，亦即由自我與他人所共同面對的種種社會情境。他人其實也是另一個自我，同樣具有自我意識，能夠進行意義的生產與接受的活動。微觀社會學家重視意義與文化的面向，因為任何社會情境都是建立在參與者相互瞭解的前提下。如果沒有這些必要的相互分享知識或者所謂的情境定義，那麼社會生活就不可能產生。

就理論學派，微觀社會學包括了符號互動論、社會現象學、俗民方法論、社會戲劇學等，他們在實質的論點上有相當程度的重疊。這些理論都相信情境的重要性、行動者的自主性、意義的必要性，也因此共同挑戰了五、六０年代當道的結構功能論。更重要的，他們都將人際互動視為最首要的考察對象，彌補了傳統社會學理論對於鉅觀結構與組織之偏好，進而開創出新的研究問題。

後來發展的新興規範論、抵抗、社會運動的戲劇學模型、社會運動的建構論都是受到微觀社會啟發的分析途徑。

理性選擇理論

二十世紀後半葉的社會學者認為社會學的解釋必須是簡約而有條理的，社會學的研究是需要有累積性的，而不是不斷地進行各項理論典範的革命。理性選擇理論開始在各種研究領域流行，試圖將各種社會現象解釋成為個體理性選擇的結果。但他們承認個體的理性行為有可能帶來集體的不理性（即不理性的共同損失），而非總是處於一種最理想的狀態。

社會運動的研究在奧森之後，有了不同的圖像。奧森是採取功利主義的理論預設，認為社會行動源自於個人利益的追求，即共同的行動是直接來自追求共同的利益，相反地，理性、自利的個人不會為了共同的或團體的利益而採取行動。奧森的論證策略是將利益計算的邏輯推演至極致。因為參與共同的行動是需要花費代價的，所以參與或不參與的決定就是涉及了個人的成本效益分析。奧森對於團體規模的議題，認為適用於小團體的情況並不一定適用於大團體，凡是更多人所共同面對的利益，越是難以協調出一致的行動。

作者以賽局理論（game theory）來說明奧森以理性自利的原則出發，挑戰了素樸的常識觀點，他不認為團體利益是來自於個人利益的累積，因此集體行動的出現是困難與少見的現象。但是六０年代盛行的種種抗議卻很難令人接受這種說法。

以後試圖解答奧森所遺留的難題，大致上的討論有兩種型態。一是完全拒絕奧森的理論，主張當代主要的社會抗議並不是為了要求重分配利益，而是為了建立新的文化價值。所以社會運動的出現與其說是利益的匯集，不如說是自尊、驕傲、憤怒等積極性情感的動員。另一型態則是他們承認在自利的前提下，集體行動仍有可能產生。其中Lichbach至少分析出24種解決奧森難題的方式。其研究結論是：集體行動的理性選擇分析是可以與制度分析、文化分析形成某種的互補，而不是完全的對立。也就是說要使得理性選擇更能夠發揮其理論解釋效力，更廣闊的制度、文化、反思性自我必須被帶入分析，唯有如此，理性選擇理論才能有坦然面對社會運動，並且提出有意義的詮釋，而不再只是一味地強調集體行動的不可能性。

新社會運動理論

新社會運動理論是起源於歐洲馬克思主義的內部批判，新左派知識份子試圖提出一套解釋晚近資本主義社會的參考座標。概括分析，新社會運動主張：1.晚近社會抗議可以歸結為社會結構變遷的作用；2.新的社會矛盾取代了階級；晚近的社會抗議帶來3.新的價值與文化及4.新的集體行動參與方式。

新社會運動理論者總是將社會變遷放在一起思考，他們強調社會運動是現代社會變遷的源頭。針對社會運動與變遷的密切關連，Alberto Melucci指出，社會運動具有社會預言的性格，往往是一種針對未來狀況的集體投射：「他們事先宣布正在形成的事物」。

另外新社會運動如何取代舊社會運動的此一議題，Touraine認為學生、新中產階級取代工業無產階級，成為後工業社會的運動主力份子，原因正在於他們直接涉及了知識的生產與傳播，掌握後工業化社會自我生產的關鍵。即新時代的階級鬥爭不再是涉及剩餘價值佔有的生產領域，而是存在於「工作以外的生活」，或者說是「消費」的領域。

簡而言之，新社會運動理論最主要的理論宣稱就是新舊社會運動的差異，不同的集體行動模式反映了社會變遷的終結。無論是後工業社會理論、或是晚近資本主義理論，都宣告工人運動的終結，並且期待從文化領域看到新的抗議風潮。

若從福利國家體制來看，權力不再位於某一個高不可攀的控制高地，人民可以透過武力奪權或選舉勝利，直接取得全力來改造社會。因此新的反抗基地是在於民間社會。因此，新社會運動刻意疏離現代的政治部門，改以另一種方式來從事政治。另一方面新社會運動的出現也代表了戰後社會分歧結構的進一步改變。

九０年代的歐洲不再只存在經濟自由與社會正義的主要對抗軸線。例如新右派運動中可以發現低下階級與失業工人參與；若干教育程度高、收入多的專業人士也傾向於支持新左派運動，這些現象共同顯示了一點，新政治的社會基礎與舊有的社會分歧格格不入，憑藉其廣泛的社會運動，一個新的政治勢力版圖正在重新劃定。

Tourine強調，社會運動之所以激起熱情，正是由於行動者是由他們的文化導向所界定的。換言之，社會運動提出一個新的價值範疇，預先宣布未來社會的圖像。因此沒有理念層次的導向，社會運動就不存在。批判理論的學者亦強調社會運動是一種由上而下的參與，拒絕生活周遭的各個層面被納入管理，使得人民不再有發言與決定的權利，透過更草根的政治參與，自主性與團結的價值被提出來了，他們所要對抗的則是國家部門的危機管理模式，即國家將和平、環境、性別、人權等議題去政治化，成為行政管理的事項。所以事實上，與其說新社會運動式在保衛某種固有的理念，不如說他們是在建構一個新的價值觀。

新社會運動反對科層化的組織模型，拒絕領導者與追隨者的角色制度化，要求普遍而直接的參與。因此，「訴諸於自發性、反威權主義、反對層級」即是當前集體行動的主要形式。另外新社會運動的抗爭訴求，不再是徹底的政經結構改造，而是某種的公民權，而是將日常生活的進一步民主化。Offe就曾強調，新社會運動拒絕政黨政治的邏輯，而採取議題式的抗爭策略。這也是他們被稱為「自我設限的激進主義」的緣故。

新社會運動不只是要修正放任資本累積的國家政策，更是要形塑一套實用的生態倫理，希望能落實在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一般民眾所能接受的觀念。從這個角度來看，文化認同本身就是新社會運動的一部份，也是最受重視的社會參與方式。換言之，新社會運動強調的是認同建構，而不是在於政治策略。

無論如何，新社會運動理論的確是開啟了社會運動研究的新方向，也迫使主流研究者更重視文化議題的重要性，而不再只是受限於傳統的資源動員論。

從上述整理可之，晚近的社會運動仍是持續地受惠於理論典範的創新，進而開展不同的分析途徑。因此一旦個別的社會運動分析途徑遇到沒有辦法處理的問題時，社會學理論層次的思考將能夠提供更妥善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