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與倡導】閱讀摘要（八）
Alain Touraine. 1984 Le retour l’acteur，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2002,《行動者的歸來》，麥田出版。第三章 現代性的危機
作者在一開始先說明古典社會學對社會生活的的社會學式替現中，主要的成份是那些蘊含著進化觀的現代性觀念。到了孔德，引入的社會學觀念是：現代社會不再有其獨特內涵、它是「實證的」、「理性」、「科學」的。到了馬克斯更是把進步的觀點，發揮的淋漓盡致。這種進化觀的影響十分巨大，二十世紀功能學派學者，也仍採納現代社會的這個普同模式來評斷各國的發展狀況。而這個普同性忽略了世界上許多明顯不同的實際發展狀況。在這種普遍思考模式中，不管是左派、右派或者中間派的社會學（涂爾幹模式）都是以古典模式為依歸。
近代發展出許多對現代性觀點的猛烈批判，大都以「破現代」、「破歷史」來形容目前的狀況。例如人類學家認為，現代的社會已達到了一個高原，所以我們要關先應是自身的均衡而非轉型（進化）。人類學者敵視任何形式的歷史獨特性說法，而且傾向於把所謂傳統文化的多樣性與現在文明的同質化和貧瘠相互對立。而這樣的尖銳批判有時會發展成呼籲社會回歸到「共同體」的運動，並要求摧毀那些把社會生活整合、統一起來的政治施為者。這種尖銳的批判也為1950和1960年代的「逆向文化」的在聯結與反抗播下種子。但是作者認為我們不應該高估這股逆流的力量。高喊著「破現代」時代來臨，以及用差異來代替支配觀念的人，嚴重地忽視了以下事實：當代社會比早先社會在生產上做了更多的投注；而這只會導致為了經營或佔有那些因投注的新產品而進行更廣泛、更深刻的社會衝突，例如勞資衝突。因此我們所面對的並非現代性普遍危機、而是局部的危機。
破現代社會這種觀念只不過是工業文化危機的一個極端徵兆。破工業文化反而是高度現代化的，它同時又與十九世紀具強勢地位的歷史學與社會學的現代性理論劃清界限。
古典社會生活替現方式的第二個危機是有關國家角色的問題。早期國家是扮演審判與監督的功能，且具有壓制性。但是目前國家扮演這經濟的角色，而不再是社會生活的統整的原則：它可以視之為一個企業領袖、一個官僚或一個極權力量，但決不再是把各類社會行動者整合的施為者。這也是民族情操變得比半世紀以前更為衰弱的原因。對於這個現象，一些分析者認為：在我們這個社會中，社會文化與社會衝突不再有什麼統整原則。但這個說法也指出：在工業社會裡，勞工運動只有在政治行動、社會行動理念的帶領下，才有統整的機會。但是在美國的勞工運作卻從未取代少數族群與階級的問題。
但，作者反對以上這種只把社會的衝突與問題做形式統整，並將之結合到制度程序的多元主義理論。他認為高度工業化的國度，衝突與爭論會經由其自身，以自主的方式，毋須靠外在原則，如國家的介入，而達到一定程度的統整。且事實是社會衝突的確是圍繞在一個界定明確的中央國家政權而變得愈益安頓下來，那個社會對自身作用的能力（歷史質），又有何作用呢？社會這個觀念在此具有新的意義，界定它的要素不再是制度、中心權力、價值或社會組織的永恆規則，而是爭論和衝突的場域。
作者舉日本現代化的例子，來說明現代化與現代性──古典社為學模式中兩個無法分離的觀念──如今已開使分離。若按照古典社會學家的說法，現代化即是理性、科學的表現。但是高度現代化的日本，卻是由既為傳統式、又是現代化的菁英所推動，他們較少受到理性化的理想所推動。是故，政治生活日益變成對經濟的管理，而社會生活則對文化行為及人格問題等同。於是社會學的傳統領域開始分裂，所以我們一方面看到政治理論的復甦，另一方面社會生活也愈來愈不被視為是受結構和組織體內在法則所規定的系統；它反而是一種存在於行動者之間的社會關係網絡的樣子出現，而這些行動者若不是受到其計畫與策略、就是透過其地位和角色的界定所旨向，所以政治熱情已經一去不復返。
作者在最後舉出各種不同形式的分析方式的理論，都可能有些缺失。作者認為今日的國家──特別是共產主義國家或民族主義國家，但也指大型資本主義國度中的企業式國家──似乎在社會各角落無所不在，他的支配似乎是如此絕對，以致於許多人開始懷疑市民社會的時代是否已到了盡頭？我們是否又再度回到一個帝國對抗的時期？所以社會學者更須盡最大的努力指出：即使在最強的帝國背後，社會生活也未完全滅絕，它可在任何地方再度出現；社會生活不能被簡化為歷史的發展過程；相反的，任何國度的歷史性存在問題，都不能被簡化為內部社會問題，亦即，歷史變遷不可能是任何一種全然的內生（endogenous）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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