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與倡導】閱讀摘要（九）
Alain Touraine. 1984 Le retour l’acteur，舒詩偉、許甘霖、蔡宜剛譯，2002,《行動者的歸來》，麥田出版。第九章 行動社會學的方法：社會學式介入
十九世紀關心歷史行動的社會學者，無法解釋社會如何倒回蠻荒時代，也無法說明社會發展方式的多樣性，而社會學式的介入則試圖彌補這個研究方法的空白。
社會學式介入的一些原則：1.主要問題在於：只靠直觀無法抓到最根本的社會關係及其文化場域的版圖。只有把焦點放在行動者本身，透過其具體的存在來瞭解他們，研究者才能接近那些機制，也只有透過這些機制，才能窺見到致力於衝突社會生產的行為。2.超越觀察法。行動社會學式的介入需開創一些類似實驗方式的空間，使日常狀況可以盡可能於其中顯現出來，使行動者盡可能強烈地表達出他們對這種狀況的反對與質疑，表達出他們的目標，以及他們在完成目標時對衝突的覺察。3.不僅如此，研究者得直接介入。唯有透過研究者，行動者才能由社會實體的某一層次提升到另一層次，由反應式和適應式行為發展成構思計畫與衝突的行為。只有在研究者親自主動介入，使行動者覺察到其所置身的最根本關係，行動者才能不再只靠對既定秩序的回定來定位自身。
社會學式的介入不在於關心研究團體的大小，而是讓一個團體在一個人為的情況中設立介入組（intervention groups），使其中成員在此情況遠比在日常狀況下，更能察覺自己是自身歷史、故事的生產者，是自身狀況的轉化者。社會學式介入的起點，就在設立這些小組，這些小組是具有社會學意義的行動者，更準確地說是由那些未脫離其行動場域、但又以活動份子身份投入分析工作的人所組成。其目標是要去發掘行動中最深刻的意義。但實際上這種小組的形成會遇到極大的困難。小組的形成預設了研究者的態度是不會中立的。因此想要把行動者與分析者聯繫起來，分析者就不應該視為是在為行動者或為其意識型態服務，而是在為其可能的意義服務。
如果要避免強化小組對某一既定情境回應，就是當小組形成時，就需開始面對討論員（interlocutors），討論員是其真實社會生活的夥伴──不論敵、友。這樣意識型態的表達便由社會關係的經驗所取代。另外也需盡可能就小組本身來挑選其討論員。研究者需把自身的角色限定在引導行動者與討論員相互交換觀點。主要工作是避免雙方迴避討論，或避免雙方替討論範圍設限。同樣得注意的是，應盡可能讓小組呈現多樣性。
僅由介入法發展出來的結論，其範圍有其侷限。採用內涵式（intensive）而非外延式（extensive）方法，連帶會產生某些難處，期中最嚴重的就是無法做歷史預測。亦即無法評斷這行動到底具有多少歷史分量。例如反核運動：我們至多只能預測該運動將藉著把自身組織進入某種政治潮流，而尋求一種介於反核情緒與反核運動之間的實踐。但我們卻無法說明，這種政治動動可能的展望與重要程度為何。社會學式介入的目標並非對事件作預測，而是對機制作分析，透過該機制，集體行動及更高層次的社會性運動因此成形。
社會學式的介入另一困難是調查者的角色。調查者必須在誘導及跟隨著行動者自身分析的同時，也必須主動向小組呈現他自身的某一圖像而使之邁向轉換。故作者認為研究角色應有兩個人來分擔。一個是貼近小組自我分析的調查者─詮釋者（interpreter）。其角色是推動小組向前，避免小組在其真實鬥爭的經驗與其介入架構中活動的兩者之間出現任何斷裂。而普遍採用分析觀點，且在介入初期由小組行為中發展出假設的調查者為分析者（analyst）。這兩種功能的分化，在實際行動與其自身所蘊含的社會性運動日益脫離時更為明顯。
這種社會學式的介入絕不能自限於研究反對運動和民眾運動。而必須去證明它同樣可用來研究統治集團的行為。首要目標應是針對統治階級，特別是大企業的領導階層作社會學式介入。若能介入幾個不同文化傳統的工業國度來進行會更好。概括而言，也得藉由在其他社會──特別在那些農民或都市運動佔重要地位的依賴國度或前殖民國度──進行相仿的研究，才能全面實現對社會鬥爭的介入。另外也必須從只與社會運動相關的範圍走出去，例如可以研究政治和組織行為，然後研究秩序、危機與轉變的行為。最後，社會學式分析必須把自身與諸多社會運動分開。把個人的偏差行為，甚至瘋狂行為當作一項不可能的社會性運動或一場缺少歷史行動的個人化表現形式，來加以分析。
作者所討論的每一件事，都是建基在「認定社會運動有可能出現」的信念上。但是也承認稱為社會反向運動（social antimovements）的重要性。亦即防禦性方式來訴諸社群和其共識以對抗外在敵人的重要性。例如勞工運動有時會自我封閉為一個排斥其他少數族群的威權式團體。
如今人們有時會焦急的懷疑：西方世界在過去幾個世紀緩慢開拓出來的市民社會的空曠空間，是否正在被國家這做叢林重新吞噬。而社會學式介入的主要任務是逐步地去防衛這塊空地，以及各人類群體在其中所開創的文化。社會學式介入有其認知的目的，但也同時試著去提升行動的層次，好讓實際行動能更趨向於最大可能的行動。也試圖在社會對其開創自身的能力喪失信心時，幫助人們創造他們自身的歷史。故它有助於民主機會的防衛與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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