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與倡導】閱讀摘要（四）
傅柯著（2003）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 第二部分 懲罰，桂冠圖書出版。
「監獄的誕生」是傅柯分析和批判十六世紀以來，統治階級如何藉由各種不同的懲罰方式，而將統治權力探入社會生活的各層面。傅柯並不將監獄和懲罰視為政治壓制的機器，而是視為一種複雜的社會功能來加以分析。
傅柯從歷史中找出三種具有具表性的懲罰方式：第一種是殘忍而公開的拷打，為刑罰發展的第一階段；第二個發展階段始於十八世紀，一批人道主義改革家譴責拷打酷刑的不合人道，要求以量刑的方式來改革刑法，以勞役和靈魂的改造來對待罪犯。第三個階段，則是將「人」視為孤立的客體之後的現代變型──拘禁，而進代「監獄」的誕生，即是遂行這項功能的最重要機器。
本書第二部分「懲罰」是上述的第二階段。十八世紀後半期，出現一批哲學家、法律學家、律師與法官，立法議員以及民間等等的改革者，認為與「公開處決」不同的處法形式是不可或缺的，但是是君主與犯人之間的實力較量應該終止了。公開處決為國王暴力與民眾暴力之間的較量提供了一個舞台，所以它是具有危險的。故當排除酷刑的懲罰要求被提出來時，我們可能會認為因為它是出自內心的或者說事出於義憤的呼喊。但是傅柯認為若將這一改革置於最近通過司法檔案所發現的歷史過程中：十八世紀刑法的放寬過程。這是一種雙重運動，在這時期，犯罪的暴烈程度似乎減弱了，懲罰也相對地不那麼激烈，所以有改革刑罰的提出。
另外一個原因是，在十七、十八世紀一些特有的非法活動在各個集團之間維持著各種關係，不僅包括敵對、競爭和利益衝突，而且包括互助、共謀。所以某種程度人們對非法活動從容忍轉為鼓勵。到了十八世紀末，民眾的非法活動逐漸出現危機，尤其在經濟發展迅速的地方，資產階級無法忍受這些非法活動更加明顯，所以處罰方式的改革仍舊被提出。
所以刑法改革的真正目標不是確立一種更公正的原則為基礎的新懲罰權利，而是建立一種新的懲罰權力「體制」。刑法的改革應該被解讀為一種重新安排懲罰權力的策略，其原則是使之更正規、更有效，使其效果更持久，更具體。
懲罰藝術必須建立在一種關於觀念的技術學上，這項工作只有再成為某種自然機制的一部份時才能成功。這種觀念、系統符號要正常運作，必須遵守幾項條件：1.它們應該盡可能地客觀、寬宏。「刑法應該盡可能地與犯罪性質一致，這樣，對懲罰的恐懼就會使人的思想脫離有利可圖的犯罪誘惑」。2.這種符號系統應該干預暴力機制，減少人們使犯罪變得誘人的慾望，增加人們變得可怕的興趣。3.人們應該使用一種時間性的調解方法。4.對於犯人而言，刑罰是一種關於符號、利益和時間的機制。即懲罰首先是針對他人的，針對潛在的罪犯。5.需產生一套關於宣傳的經濟學。即儆戒作用的基礎是教訓、話語、可解理的符號、公共道德的觀念。維繫懲罰儀式的不再是主權權威的可怕復辟，而是符碼的活化，是集體對犯罪觀念與懲罰觀念之間聯繫的支持。6.建立了符號，就會有助於在社會中扭轉犯罪的傳統話語。如果重新灌輸懲罰符碼的工作做好了，如果哀悼儀式搞得恰如其份，那麼犯罪就會顯得是一種不幸，而不是一種英雄表現。於是人們想像懲罰之城，每一種罪行有針鋒相對的法律，每一個罪犯都受到應有的懲罰。但由於執行之難，在很短的時間裡，「監禁」就成為基本的懲罰形式。到了拿破崙帝國時代，更立即決定將法律所規定的這種監禁，按照一種完整的、刑法的、行政的和地域的等級、付諸實施。於是一種全然不同的實體、全然不同的權力物理學，一種全然不同的干預人體的方式出現了。而十八世紀所夢寐以求的、能夠對公眾的心靈產生重大影響的懲罰場面，被這種龐大統一的監獄機器所取代。
而阿姆斯特丹教養院、根特監禁所、英國的範例，促使監獄奠定服刑除必須以改造犯人心靈的目標，也鞏固了監禁的勞動原則、隔離原則。當時又因為英國流放政策的奄奄一息，一部修改刑法體系的法律正在草擬之中，監禁及改造犯人心靈和行為的目標便進入了民法體系。這也是上述「懲罰之城」和懲戒機構的共同點。但是兩者不同的是，前者認為人的改造應該確保通過加強符號系統和符號所傳播的觀念將人重新確定為法律的權力主體的過程。而懲治機構的作用點不是觀念，而是肉體、時間、日常行為態度，這種懲罰干預不是基於一種觀念藝術，而是基於一種有計畫的對人的操縱。根據完備的時間表進行行為訓練、培養習慣和對人身加以限制。這暗含著被懲罰者和懲罰者之間的一種特殊關係。
從上述，我們看到三類因素；君主及其威力、社會共同體、管理機構；標誌、符號、痕跡、儀式、觀念、操作；被消滅的敵人、處於恢復資格過程中的權利主體、受到接強制的個人；受折磨的肉體、具有被遭縱的觀念的靈魂、被規訓的肉體。這三類因素塑造了十八世紀後半期鼎立而足的三種機制的現象。他們不能歸結為不同的法律理論，他們也不能等同於不同的機構或制度，他們也不能歸因於不同的道德選擇。他們是懲罰權力據以行使的三種方式，是三種權力技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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